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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科大|献给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六十周年华诞(二)

(1)
 
八七级少年班同学入学后安排住在科大的主校区,也叫东区。其它系将近八百名本科新生则被安排居住在新开发的小区,也叫西区。这些人,是西区的拓荒者和元老。后来听一位来自成都的西区同学 (现为某上市公司总裁) 介绍,他们搬去没多久,就自己搞了一个简陋的西区无线电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区十大美女评选活动,通过电台播报. 不过这个电台很快就因为不合法而被取缔.
 
九零年后我有更多机会到西区闲逛,有次一位来自甘肃的外系同学 ( 现为某知名大学系主任),笑呵呵的坐在大马路上和我细说当年轶事,把西区十大美女如数家珍地给我详细介绍。正说时, 旁边有一位女生经过,甘肃同学告诉我,她在十大美女中排名第三,其父亲当时为我国驻中东某国的参赞.
 
(2)
 
科大当时有个传统,就是把每一级的本科新生中挑出成绩最好的二十几名,组建成一个班,叫做零零班,和少年班同学混在一起住,一起学习。我们八七级,零零班二十三人,少年班有四十三人.
 
虽然零零班同学平均只比少年班同学大三岁,但后来零零班的老同志和我们每次聚会时,常发两类感叹:一是痛斥当年被迫和少年班的一群小孩做室友,荒废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二是感叹少年班同学现在还年轻还可以继续折腾.
 
科大对于少年班教育的师资上,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我们配有专门的外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老师, 叫 Judith Gee,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开课没几周,八七年十一月有一天,Judy 突然对我们说,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些英文骂人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F**k 这个词,当时主要学的用法是 f**k off,相当于中文滚蛋的意思。其实 F**k 这个词还有更多极为丰富强大的使用场景,我真正有通透的理解,要到几年后了.
 
我们当时还专门配备了一位语文老师,叫陈韶林,他的课很有趣. 陈老师给我们讲述伤痕文学,还请大家上台自由发言讨论. 后来讨论起爱情婚姻这个话题,慢慢就歪楼了. 记得庄小威同学跑上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大家随便离婚,就有可能绕过一胎政策的限制,每次结婚后多生一个孩子,这样计划生育怎么管?
 
(3)
 
我在科大的头一年,生活上还是有些不适应。以前在家里都是十点之前睡觉,而在嘈杂的集体宿舍,十一点半熄灯是常态。每一个宿舍楼通常会有一个老头住在一楼,控制电闸的开关。熄灯时常会听到有人悲凉地呐喊,"打倒老头!".
 
不能安静地好好睡觉,我开始寻求各种健身的方法, 其中之一是气功。八十年代末,各种气功在中国流行,也常有气功大师到科大来搞带功报告。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有几百人参与的带功报告,到结尾时有些参与者在大师的引导下突然又哭又叫又跳,似乎进入了发功的状态。我非常想在现场达到这种状态,但始终不得要领.
 
客观的说,中国的站桩,如果正确练习,确实有安神健身的作用. 学校物理楼后面有一个小树丛,八八年合肥寒冷的冬夜里,我常独自跑到小树丛里练站桩. 几次跑去,常常遭遇深藏于树丛里的情侣, 估计是八四到八六级的学长. 听到有人走进来,他们遂狼狈逃窜,留下小树丛里的地上垫着的一大堆报纸. 大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啊!
 
(4)
 
九零年二月后,国家出台了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大学应届毕业生要出国,必须是侨属。侨属还分直系和旁系,直系的不用对国家赔偿一年两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对于我这种平民子弟,没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要出国的唯一选择是第三年结束时退学,这样我就不用受此政策限制. 但最后出国时,父母还是要向亲友东拼西凑地借了七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当时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九零年秋季申请时,我理论上已经是个退学生了,但还在校园占了一间房,有些课还继续去听。美国的学校是假设我第二年会有毕业证书,但实际上没有.
 
其他更有本事的同学,虽然不是真正的侨属,只要办出一个侨属的证明就好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常常听到的对话是:
 
张三:你侨属办得怎么样了?
李四:还在拖,快了,快了.
 
学校突然冒出很多侨属,一位老师感叹,“我们科大,什么时候,变成华侨学校了? "
 
(5)
 
九一年的上半年,是大家拿到来自美国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要选择决定去哪个学校的季节了。记得化学系一位同学,收到来自 Lousiana 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极其谄媚的来信,信中大赞这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实验室学习。我们一起欣赏教授来信时,里面有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原文是:
 
"Although I have presumbly assumed your attention.. "
 
翻成中文是
 
"虽然我自作多情地认为, 你开始对我注意"
 
当时一群好事者围观这封信笑了半天. 这场景,像极了一个美女和她的一群闺蜜, 围观一封来自美女崇拜者的肉麻的求爱信.
 
没有大学本科学位,这个问题颇困扰了我一阵子。1991年夏天我来到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生,没多久学校给我发函,要求我出示本科毕业文凭。我去找导师求助。我的导师叫James 李,出生于苏州,和杨政宁李政道是同时代的人。他是材料学界的大师, 除了诺贝尔奖外, 业内的其他大奖全都拿过了。他对我说,“拿不出来,你就不理他们好了”.
 
我有些诧异,不理怎么行?会不会有问题?但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后来罗切斯特大学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终于顺利地在 1993年五月获得材料学硕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我的最高文凭是 1986年的一张初中毕业证.
 
此事给我的启迪是,有些事情的处理,不回应不行动,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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