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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川:抛弃对世界的一厢情愿(一)

 

1. 世间很多悲喜剧和黑色幽默,都来自我们执着地一厢情愿地理解世界,或者换句话说,固执地要让世界接受自己错误的思维模型,固执地拒绝改变自己而希望世界为自己改变。一厢情愿在人际交往,谈恋爱,国际政治,投资,销售,等等各个领域屡见不鲜。  
 
2. 改变自己的一厢情愿,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容易的。困难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恋情节,觉得自己特殊,觉得世界要应该去适应他/她,而且很多一厢情愿的理念非常有诱惑性,或者让人觉得有美感,或者迎合了人的一些底层的情绪,尽管它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  
 
3. 容易是因为意识到,一旦放弃一厢情愿,以高度的现实主义不断调整对世界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路会越走越宽,越来越容易。
 
4. 一厢情愿的例子之一,是以为我们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回馈。但客观现实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标杆,是未来你对他有什么好处。无原则地释放善意,是自身资源的巨大错配。如果因为别人不帮你,对别人进行忘恩负义的道德指控,是无效无益的。让自己未来始终有用有价值,才是正解。
 
5. 这里引用美国一位作家 Robert Greene 的著作 ” The 48 law of power", 直译是“权力的四十八个法则”, 里面第十三条法则是, "当你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要从对方的自身利益出发来引导,而不是乞求他们的仁慈或者感激“。 
 
6. 书中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大概在公元前 433 年,希腊半岛上两个岛国要干仗, 一个叫 Corcyra, 一个叫 Corinth. 两家都派说客寻求与雅典结盟。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与雅典结盟,就可以轻松干倒对手。Corcyra 的使者对雅典人说,虽然我们两国以前没啥来往,但是我们也有强大的海军,如果我们结盟,可以对斯巴达,我们共同的敌人,形成强大的威胁。Corinth 的使者,则不断强调他们和雅典的传统友谊,不断提醒雅典他们过去为了雅典做了哪些好事,送去哪些利益。不断强调忠诚,不要背叛过去的老朋友。等两国使者走后,雅典决策者投票,一致选择和 Corcyra 结盟,抛弃 Corinth, 因为这样可以对斯巴达制衡,符合雅典的利益。
 
7. 这里引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 1788-1860) 的一段话:
”大部分人彻头彻尾地自以为是,除了自己以外,别的事都不会让他们感兴趣。他们胡喷一通后,总是马上思考自己的事情。随便提及任何对他们自己个人可能产生一丁点影响的事情, 哪怕非常遥远, 也会吸引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8. 所以我们寻求外人帮助,一定要放弃自己一厢情愿的角度,要从对方自身利益,设身处地的考虑,这样才能有效影响对方。即使是看似最有力量的人,他也有顾忌,也有利益诉求。如果只是乞求别人的仁慈和善良,多半会被别人当可怜虫,瞧不起,不会被理睬。
 
9. 再加一句我的总结:不仅要让自己有用有价值,而且要让很多人都知道认可自己有用。只要你有用,只要很多人知道你有用,就不愁在未来找到各种各样源源不断的合作者。同时其他一些不相干的旁观者在思考是否和你建立合作的关系中,也会因为这个因素,会对你有更多尊重。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甘于默默无闻,从不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自己的人,白白丧失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重要工具。
 
10. 一厢情愿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很多人被灌输了一个执念,就是只要埋头努力工作,就肯定会有收获, 然后往往用“对得起自己”这种说词来掩耳盗铃。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常常看到,创造价值,和捕捉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说,我在第二期视频节目 ”社交媒体平台降低商业信任成本“里面有提到,推特作为一个平台,让很多人之间建立连接,做成生意,创造很大价值,但推特作为平台,居然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捕捉到什么利益。而它的股价,2013年底上市当天收盘在 42 美元,2019年底收盘价 32 美元,市值只有脸书的 4%。但是我个人作为用户,认为推特作为一个平台,对社会的贡献,创造的价值,是远大于脸书的。  
 
11. 还有在第十期视频里,我提到苹果手机的崛起,当时它只占有市场份额的 4%, 但是却占有市场利润的 50%。大约五年前,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软件吞噬世界“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平台级的软件公司,单个员工的平均收入远远超过硬件公司。实际上半导体硬件公司,进入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芯片设计需要电机工程的很多理论与长期工程实践知识,很多需要博士学位。但是他们很多资深的硬件工程师,可能收入远低于在某些软件公司比如谷歌,脸书, netflix 赚大钱的,学历不高,二十多岁的软件工程师。
 
12. 对于这个看似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简单抱怨是没有用的,必须抛弃一厢情愿,深度思考底层的科技领域的权力架构,价值捕捉的机制,把自身定位放在顺应事实真相,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那一边。而不是一厢情愿,以为干活越努力,自以为的创造价值越多,就自然可以成功。
 
13. 引用德国哲学家尼采在 “超越善恶”这本书里的一段话,这是在书的第39节, 他引用一个法国人的话说:
 
“要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必须不形于色,(思维)清晰,不存幻想。一个发了大财的银行家,拥有一种可以在哲学领域有所发现而必需的品质:就是实事求是,看清问题本质 ( seeing clearly into that which is ) "
 
14. 换句话说: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主观地,添油加醋地,一厢情愿地去想象, 一厢情愿地去意淫。
 
15. 关于一厢情愿的第三个例子,和国际关系有关。这里特别推荐一本书,作者叫徐弃郁, 书名叫做“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 2011年出版。我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学习阅读这本书的,里面很多分析总结让人拍案叫绝。16-25 节大部分文字,摘自徐弃郁的原作,稍作了一些整理修改。
 
16. 徐弃郁:“ 历史规律还是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隙,偶然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顺应‘规律’,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历史的空隙’。在威廉德国,俾斯麦深刻理解这一点,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一种不完善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结果。但他的继任者却正好相反,事事追求确定性,同时又过于强调必然性。这种哲学层面的差异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大战略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而到了后期,德国领导人对必然性的强调更是发展到了一种偏执, 越来越坚信大战‘不可避免’, 而一系列为‘不可避免’做的准备又使得大战真的‘不可避免’。”
 
17. 俾斯麦论一厢情愿:“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正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18. 在俾斯麦看来,大部分德国人的性格缺陷——不能等待事情的发展, 一厢情愿地坚持事先对形势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判断。这种缺陷可能还包括:一厢情愿地过于要求精确和讲究逻辑。对于个人来说, 事事要求清晰、符合逻辑未必完全能做到,而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来说则可能是场灾难。
 
19.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一厢情愿的第一个例子:
俾斯麦的很多幕僚不理解他的外交政策的很多看似自相矛盾,不清晰的地方的妙处。他们一厢情愿地要求清晰,他们认为德国和俄国秘密签订的再保险协议里面,德国没有获得什么明确简单的利益,应该确立一条更加简单,更值得尊敬的外交新路线。俾斯麦1890 年辞职下台不久后, 1890年6月俄德“再保险”条约  (Reinsurance Treaty)失效后,德国拒绝续约,并且对俄国清晰地表达支持奥匈帝国在黑海海峡问题的立场,这样变成事实上被奥地利绑架。
 
20. 德国主动背起了支持奥匈帝国的全部责任,德奥同盟内的主导权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德国新决策者的做法不仅改变了俾斯麦的对奥政策, 而且还相当于亮明了德国将全力支持奥匈这一底牌。这样,支持奥匈就完全成为德国的义务, 俾斯麦与英国之间为此长达20年的相互“ 推卸责任” 的默契就此画上句号。另外,当奥匈已经摸清德国支持是确定无疑的时候, 德国实际上也失去了利用同盟为杠杆来约束奥匈的能力,同盟关系中“ 弱者决定强者” 的奇特现象在此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直接导致1914年一战爆发。
 
21. 德国外交政策一厢情愿的第二个例子,一厢情愿地着急讨好对方,热脸蹭别人的冷屁股,损失了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反而丧失了和对方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急于提升和英国的外交关系。英德正在进行的殖民地谈判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890年初两国开始关于非洲殖民地的谈判,主要内容是英国用其在北海的赫尔果兰岛交换德国在东部非洲的两块殖民地。英国保守派的索尔兹伯利政府与俾斯麦的这场谈判进行得比较艰难,到俾斯麦下台时仍处于僵局。在德国新的决策者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向英国表示友好、拉近两国关系的好机会。
 
22. 但是德国对英国很快犯了外交中的两个大忌:“第一是在情况并不紧急的情况下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充分利用谈判过程为自己谋求利益塑造有利态势。第二,作为一个大国在情况根本不紧急的情况下急于向另外一个大国讨好输诚,甚至还主动考虑对方国内政治需要”。从条约的字面上看, 德国已经明显吃了亏。按照当时欧洲各国的看法, 用东非两块富庶的殖民地换取北海中的一个岛屿是一次愚蠢的交易。而从英德两国深层次的战略关系来看, 这个条约对德国的负面影响更大,主要是进一步破坏了英德之间战略需求的平衡。然而到1890年时,德国对俄奥政策的变化使得德国主动背起了支持奥匈的“ 重任”, 所以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英国根本不需要再为德国的支持付出任何代价, 英德之间的战略需求平衡开始发生 倾斜。
 
23. 德国新的决策层对英德友好的追求完全属于“ 一厢情愿”。德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英国则处于世界霸主地位,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存在很深的结构性矛盾,“ 紧密合作” 甚至“共同治理” 往往只是在某些具体领域, 而不太可能是全方位的。这种崛起与霸权的关系,一般只能通过相互借重、相互畏惧、相互制约来保持一种复杂的稳定。因此,在德国一味向英国示好的同时,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却没有变化。
 
24. 1890 年俾斯麦下台后, 索尔兹伯利对于新的德国领导人明显看不上眼。他在给英国驻罗马大使的信中写道:“ 我不愿意忽视我的德国朋友们明显的焦急情绪。但现在接受他们的建议是不明智的。俾斯麦已经走了。他们现在对付起来要容易得多,也令人愉快得多。但是他们缺乏那位老人那种卓越的洞察力。” 这种机会英国无疑是要充分利用的, 特别是要收回原先向俾斯麦政府做出的承诺, 重新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
 
25. 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 (Gordon Craig):“如果存在一种更简单的道路可以实现俾斯麦的目标,这位宰相无疑会采用的,因为他不是崇尚复杂才使用复杂手段的人。但当所有的简单化道路都是危险的和自我否定的时候,俾斯麦发现必须走一种曲折的道路。这样做的代价不仅仅是给后人带来困惑,甚至使他最亲近的合作者也迷惑不解”。 
 
26. 所以当我听到一些朋友侃侃而谈“大道至简”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顽固的一味追求简单,以简单为目的,而重复前人的那些一厢情愿的挫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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